针对李鸿章上奏的《筹议海防折》，陕甘总督左宗棠遵旨复奏海防塞防问题意见，认为两者不可偏废，若现在即拟停兵节铜，于海防未必有益，于塞防则大有所妨，海防与塞防并重。

左宗棠远见多识，他指出，乌鲁木齐和阿克苏以西，土沃泉甘，物产殷阜，旧为各部肤疆，所谓富八城者也。而乌鲁木齐和阿克苏以东，虽然地势高寒，中多戈壁，亦非无用。因新疆南、北两路，北可制南，收乌鲁木齐天山北路，就可收复天山南路。“肤疆既得，乃分屯列戍，用其财富”，“兴办兵屯民屯，招徕客土，以实边塞”，就可以逐渐改穷变富。
左宗棠驳斥了李鸿章等人攻击新疆无用论。李鸿章等认为乾隆时期统一新疆“徒收数千里之旷地，而增千百年之漏危，己为不值”。左宗棠赞扬了高宗皇帝用兵新疆，统一新疆的功绩。我国定都北京，蒙古环卫北方，中国内地百年来没有烽隧之警，“盖祖宗……开新疆、立军府之所贻也”。所以：
“重新疆者，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，所以卫京师，西北臂指相联，形势完整，自无隙可乘”。

新疆的安危直接影响到了京师的安危，这也是清廷最关心的一点，也是清廷最终支持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重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所以清廷下旨说中国不图规乌鲁木齐，西北两路已属堪虞。且关外一撤藩篱，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。关外贼氛既炽，虽欲闭关自守，势有未能。
左宗棠提出，如果退一步讲，画地自守，不归乌鲁木齐，则无总要可扼。若此时即停兵撤晌，自撤藩篱，“我退寸而寇进尺，不独陇右堪虞，即北路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等处，恐亦未能宴然”。这是从西北的战略位置上分析其在国防上的重要性。

左宗棠认为，目前西方国家还不会在中国沿海挑起战争，而现在关外的贼氛极炽，收复新疆是燃眉之急。海防塞防并重，但有个轻重缓急，当前东南无事，而西北已经是强敌压境，一片混乱。况且，“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，各国必不致于构衅于东南”。
而对于李鸿章等所谓的“停撤出关之铜匀作海防之晌”的议论，左宗棠认为，“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，陇军之炯裕于今日之海防，犹可言也”。但是，今日陇军开支日增，各省协炯日减，积欠已达三千数百万两，官兵铜银有时只能发一月满铜尚不敷。论者拟撤出关兵晌，无论乌鲁木齐为复，无撤兵之理。

即乌鲁木齐己复，定议划地而守，以征兵作戍为固困计，而乘障防秋，星罗棋布，地可缩而兵不能减，兵既增而晌不能缺，非合东南财赋通融艳注，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,而兵铜仍难遴言裁减业。
若此时即停兵撤铜，自撤藩篱，“我退寸而寇进尺，不独陇右堪虞，即北路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等处，恐亦未能宴然。是停兵节晌，于海防未必有益，于边防则大有所妨，利害彼分，巫宜熟思审处者也。
左宗棠认为，“勿论贼势强弱，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”。